圣塔菲式的进化经济学

圣塔菲的精英们都认为他们已经创立另一种经济学，有别于常规经济学和一般的均衡理论。圣塔菲的经济学或称进化经济学。他们认为这是研究经济学的另一种有效的方法，其重要性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等量齐观。这并不是说常规经济学理论错了，而是他们又探索到了一个新的方法。这个新的方法适用于对常规方法之外的经济学的研究，所以这个新的方法是对常规经济学的一种补充。从圣塔菲研究所的角度看，催化经济学领域的巨变只是他们为催化整个科学界复杂性革命所付出的努力的一部分。

回顾以往，在十七世纪之前，世界就是树木、疾病、人类的心灵和行为，这样的世界既混乱又有机。天堂的仍然是复杂的，行星的轨道显得任意而难解。然后出现了牛顿，他设计的几条规律、设计了微积分，忽然间星星看上去就是在简单而可以预测的轨道上运行。到了十八世纪，简单的、有规律的、可预测的、能够自我运行的牛顿式的机器诞生了，主宰了两个半世纪的简化论科学变成了牛顿式物理学。亚当·斯密发现了隐匿在经济背后的机制。他宣称，如果让人们自由地追求他们的个人利益，供求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负责让一切都朝着符合共同利益的方向发展。他的牛顿式经济学观点之简洁、强大和正确，是其从此成为西方经济学思想的主导。二十世纪初的哲学们证明，所有的数学都基于简单的逻辑，但他们只说对了一部分，许多数学确实人基于简单的逻辑，但不是全部。逻辑学家爱伦·托林发现，非常简单的计算机程序也会犹豫不决。到了六七十年代，混沌理论也得出相同的结论：极其简单的等式，能够产生令人吃惊的、不可预测的结果。

于是，复杂性科学爆发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革命是针对简化论而来的。精英们发现，复杂而类似生命的行为是几条简单的、由下而上的规则所导致的结果。混乱而生机勃勃的经济源自于极其简单的优雅的理论。这就是为什么创建了人工股市模型的原因。这是股市会变得很情绪化，会出现崩盘或完全出乎意料地出现股市的暴涨，就像通晓某种人性。很少有人像朗顿、考夫曼和法默那样探索哲学最基本的问题——存在。当我们透过朗顿的相变之镜看待经济学的问题时，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突然就转化成一种简洁的断言：经济深植于有序领域之中，市场永远是均衡的，事物如果有变化，也是变化缓慢。而圣塔菲的观点同样也转化成一种简单的断言：经济存在于混沌的边缘，经济作用者不断地相互适应，事物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

布莱恩阿瑟将牛顿的机械化运动比喻成接近正统的新教，因为它认为宇宙基本上是井然有序，而将复杂性理论视为中国的道教。在道教中，秩序不是天然固有的，世界从一开始，一变成二，进而变成许许多多，许许多多又导致无穷无尽。在道教中，宇宙是广袤的、无定性的、永恒变化的。我们无法将其钉死。虽然其元素永远不变，但它们却永远在进行自我重组。所以这就像一个万花筒：世界的含义在模型和变化，世上万事万物虽有重复之处，但却永远不可能一模一样地重复，世事永远新颖、永远不同。

我们是由和宇宙同样的元素所组成的，所以我们是这个既永不变化、又永恒变化的宇宙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都是顺流而下的纸船的船长，很善于识辩流向，认识到我们是其中的一部分，而水流总是永恒变化、永恒趋于新的复杂性，那我们就很容易用我们的篙，撑过一个又一个的漩涡。从经济与政治政策的这个方面来说，这意味着观察、观察、再观察，偶尔把船篙放入河水中，做一些改进。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力图看清现实的本来面貌，完本小说认识到置身游戏始终在变化，需要弄清楚眼下游戏的规则。彼时，我们就像一只鹰一样观察人，不再天真地要求公正、不再坚持基于过时的游戏规则的正统理论。当我们发现能够采取有效行动时，就采取行动。但要注意，这不是得被动等待，也不是宿命。这是一个运用自然的非线性动力系统的一个强有力的方法。我们不浪费精力，将有限的力量用于最大化的效果。

圣塔菲经常讨论的议题是，如何将复杂科学综合应用于一个地区的经济、环境价值和政策制定。比如在对雨林或其他东西制定政策上，他们认为应该从三个层次上思考。

第一个层次是常规的成本回报法：每一个特定行动的成本有多大、回报有多大，如何获得最大的投资回报？对常规理论而言，现实世界总不是像我们所界定的那样，特别是环境问题上。客观的成本收益分析往往是草率而武断的主观判断的结果。对没人知道如何评估的事情给的就是零分，因此圣塔菲对这一类研究毫无兴趣。

第二层次的分析完全是制度和政治分析。这意味着需要弄明白谁干什么、为什么干这些。比如，一旦我们开始做巴西森林的分析，就会发现各种角色：地主、落户者、牧场主、政治人物、乡村警察、道路建设者、土著使徒。他们不是对环境问题做决策的人，但他们都是这个庞杂而互动的垄断游戏中的主要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环境。而且政治体系并非某种游戏之外的事物，而是游戏的结果，各种联盟和派系都是由此而生的。简而言之，把这个系统当做系统来看，就像一个乘在纸船上的道教徒会观察复杂而永恒变化的河流那样。历史学家或政治家本能地就会这样来审时度势。圣塔菲的经济学方面精彩的研究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如果我们真的想深入研究环境问题，就必须问自己这样的一些问题：这和谁有多大程度上的关联？会形成什么样的联盟、形成什么样的基本情势？这样也许就会发现可能干预的突破点。

所有这些导向第三层次的关系。在这个层次上，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不同的世界观是如何分析环境问题的。一个是从文艺复兴时期袭承至今的传统的均衡观点。这个观点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二分的，在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对人类最有利的均衡点。如果你相信的这个观点，那你就是讨论“自然资源的最优化决策”。另一个观点就是复杂的观点。这个观点认为人与自然之间基本上是不可分的。我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我们置身于其中，在作用者与被作用者之间不存在区分，因为我们是这个相互锁定之网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人类采取对我们自己有利的行为，而不了解整个系统会如何对此作出调整，比如像砍伐雨林，那我们就会连带出一连串的事情，这些事情很可能反过来以不同的模式迫使我们适应，比如像全球性的气候变化。

所以，一旦我们放弃了二分法，那么问题就变了。我们就不能谈论最优化的问题了，因为它毫无意义。我们只能谈论共处和相互适应。这对于东方哲学来说基本上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东方哲学一向把世界看做是一个复杂的整体。这个世界观无论在科学界、文化界，还是在西方，都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人们的观念正在非常缓慢地对自然的剥削——人类与自然的对立——转变为人与自然的共存。我们看世界的眼光开始摒弃幼稚，变得成熟起来。当我们了解了复杂系统，就是开始懂得我们是这个永恒变化、互相制约、非线性运动的万花筒般的世界的一部分。

因此问题是，我们如何在这样的世界上采取行动。回答是，要保持尽可能多的选择。我们要选择的是生存能力和可行的行动，而不是所谓的“最优化”。因为利益最大化不是一个界定得很清楚的定义。我们要做的是在前途未卜的世界上变得更强健、更有生存能力。而这反过来又会使我们尽可能多的了解非线性关系和偶然因素的作用。我们要极其小心谨慎地观察这个世界，不期望目前的状况会永远不变。圣塔菲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观察这个永恒流动的河流，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的目之所及。在真正的复杂系统中，不会存在一模一样的模式，但其中有些共同的主题却是可以辨认出来的。比如，我们可以笼统地谈及历史上的革命，虽然这个革命与那个革命也许全然不同。圣塔菲要做的是在对复杂性系统作出充分研究之后，告诉我们有哪些可供观察的模型，有哪些比喻适用于永恒变化、不断发展的复杂系统，而不是告诉我们有哪些比喻可以适用于机械运动。

遗传学家理查德·列文丁说，有两种科学家，第一种科学家把世界基本上看作是均衡的。如果有某种不可时宜的力量在某一时辰将整个系统略微推离了均衡点，他们会感到从通盘来讲这个系统仍然会回归到均衡点上来。列文丁把这种观点的科学家叫做“柏拉图派”，因为柏拉图宣称，我们周遭这个混沌而不尽完善的世界不过是尽善尽美的“原型”的各种影像而已。而第二种类型的科学家则把世界看作一个流动和变化的过程，看作同种物质以无穷无尽的不同组合不断循环往复。列文丁把这些科学家称为“赫拉克莱托派”，因为赫拉克莱托认定，这个世界处于流动、不断变化的状态之中。圣塔菲已经研究开发出一组能够应用于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复杂性科学的数学和计算机工具，有一个共同的概念性构架和分析构架。约翰·霍兰的基因算法和分类者系统早就渗透到研究所的各项研究中，成为适应性计算的支柱性概念。斯图尔特·考夫曼的自动催化组、克里斯·朗顿的人工生命、布莱恩·阿瑟和经济学们共同建立的各种玻璃房经济也提供了相似的概念。多伊恩·法默的新热力学第二定律和乔治·考温的适应性计算也具有共同的潜在的主题。

由默里·盖尔曼协助创立的华盛顿世界资源研究所，其所长格斯·斯佩特认为，只有人类社会在几十年之内经历起码六大根本转变，全球的永久持续性才有可能实现：1、在人口统计上，过渡到大致稳定的全球人口。2、在技术上，过渡到人均对环境的最小影响。3、在经济上，过渡到能够对商品的服务实行真正的成本兑付，包括对环境成本的计算。4、在社会组织上，过渡到能够共同承担得大自然的损耗，同时增加世界上穷人的非破坏性就业机会。5、在机构上，过渡到建立有利于全球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超国界联盟，并允许各国政策之间相互交融。6、在信息传递上，我们的科学研究、教育和全球监控要能使那些大多数人懂得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的本质。

对于这些问题，其诀窍在于从现在的此岸到达未来的彼岸，避开A级全球性灾难。如果我们要想做到这些，那么对于复杂的适应性系统的研究显然就是至关重要的。对这六大基本转变的认识意味着对相互牵制、相互依存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的理解。我们不能像过去一样仅仅从单个问题出发，就希望能对整个系统的行为作出描述。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个世界当作一个相互紧密关联的系统来看，即使目前的计算机模型尚原始粗糙。要从现在的此岸到达未来的彼岸，就要确保未来的彼岸是一个值得生存的世界。一个永久持续的人类社会很容易变成控制严酷、毫不宽容、失去人生自由的奥威尔式的可怖社会。未来社会应该是一个有很强的适应性、很强健、对灾难有灵活的应付能力的社会，一个可以从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的时候，一个不死板僵化、能够不断改善人类生活的质量，而不是数量的社会。要达到这个目的，显然是一场逆流而上的奋战。圣塔菲的科学家们早就这么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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