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迈出校门的时候，用现在网络上流行的说法，我还是一个“幼齿”。那时是2000年，我还不到二十二岁。手里握着大学四年实习时赚到的几千块钱，我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我是北京人，但是因为父母住得比较远，而且我也不想刚从学校搬出来就又搬回家，因此就必须和其他外地来的同学一样，自己租房子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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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开头，还是要靠我妈才行。她是那种女强人型的人。她这时从她一个朋友那儿给我踅摸了一套房子，是位于团结湖的一幢八十年代修造的十六层高老式居民楼。房子是在十四层。当时我妈和我去看了房子，进电梯时我发现，这个楼的电梯是需要专人操作才能正常运转的。电梯大姐跟我们说，这个电梯每天晚上到了十二点就不运行了。因为电梯阿姐也要休息。

　　进了门，我看到屋里有些简单的家具，以及一排落满灰尘的沙发。阳台上堆满各种屋主不用的老家具和箱子。一共是两个小房间，加上一个过道。厨房和厕所按现在的话说，都不是明厨和明卫。水泥地面和脱落的墙皮凑在一起，实在说不上有什么美感，只能让人觉得亲切罢了。我妈为了堵住我马上就要开始发牢骚的嘴，赶紧说：“条件还不错嘛，年轻人刚上班，就自己住这么套单元房，很不错了，就是这儿吧。”我也就不好再有别的意见了。

　　我拿出了念书时打工攒的几千元钱，买了塑料地板革，刷了墙壁，装上窗帘，铺上了床单，然后就开心地搬进来了。这就是我自己的第一个家。

　　我现在还依稀能回忆起电梯大姐那甜蜜地笑容，以及一楼垃圾箱那儿臭臭的味道;楼前有条不那么干净的小河静静地流过;以及那年的第一场雪，下得好像也确实比往年早了一些……

　　我大学毕业后，在安达信觅得一份工作。安达信是一家当时世界比较有名的会计师事务所，我任职初级审计员。当时我的工资是三千八百元(税前，以后如无特殊交待则收入都是税后的金额)。交完税和社会保险后，到手好像是两千九百多。我租的房子一个月五百块。手机费一百块左右。我坐楼下的9路公共汽车上班，每天一块钱。我实在不想排长队去买月票，因为当时我觉得自己在大公司上班了，肯定能比别人混得好点儿，能比别人混得强点儿，虽然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具体的理由能够这么自信。

　　中午饭是前一天晚上自己做好的。我最爱吃自己做的红烧鸡翅和小炒。因为要吃好一点的饭菜，我平时买菜的伙食费算下来并不便宜。而且时不时地，我还得打肿脸充个胖子。有一天，经理跟我们谈工作，就顺便说：“要不就一起吃中午饭吧。”当时已经过了员工餐厅的午饭时间，他就说要去国贸西边的那个金湖茶餐厅。一个主管随口问了下我：“这个地方贵，你OK吗?”我说：“当然了，我平时也总来……”然后装出一副“见多食广”老饭桶的样子杀到了餐厅。

　　吃饭的时候，我暗自咬碎了牙，混着饭一起咽下了肚子。吹牛的后果就是，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中，我不能再吃我最爱的鸡翅了。因为这样一顿饭，我花光了一周的伙食预算。

　　我现在还可以很清晰地描述当年的我在一个标准工作日里的样子：每天早上神采奕奕地穿上一件干净整洁的衬衫，然后套好西服，系上领带，临出门之前对着镜子微笑一下，之后背起笔记本电脑下楼去坐9路公共汽车。坐到国贸下车，混入上班的人流中，按下国贸1座11楼的电梯按钮，听到一声“叮咚”后，不自觉地再随着人流涌出电梯，走进办公室中。然后悄悄地坐在一个角落里，等着主管和经理给我分配当天的工作，或者继续做前一天没有完成的工作。

　　到了中午，我会拿出从家里带来的饭菜，用公司的微波炉加热一下迅速吃掉，这样饭后就可以抽空到楼下的高档商场闲逛下。当时，我是按照上班族逛街的标准配备和姿势去的：左手拿着电话和钱包，右手插在裤兜里，脖子上还得挂上公司的门卡—这是要告诉路人，我在这楼里的大公司工作。当然，我什么都不会买，这点从国贸大牌店的店员对我们的眼神里就看得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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